
乾隆四十年春,长江水面雾气尚浓,一艘自京师南下的小船悄然靠近江西大庾码头。船上有人笑着感叹:“又是戴家的公子回乡了?”这句略带打趣的话,当时或许没人放在心上,却恰好道出了一个事实——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大清朝,江西大庾的戴氏家族,已经成了当地人眼中的“活招牌”。
在清代科举的漫长舞台上,寒门子弟一举成名的故事屡见不鲜,真正能把“读书求仕”做成一个家族品牌的,却并不多见。大庾戴家略显特别:进士人数并不算惊人,却集中在两代人身上,偏偏都踩在了“点子”上——一门四翰林,叔侄同为大学士,这种“组合”,就连科举强省的江南大家族,都未必拿得出来。
有意思的是,这样一个被后人称作“江西四戴”的家族,起点并不高,甚至可以说是“一路摸索上来的”。
一、从徽州到大庾:一个家族的迁徙与转折
戴氏的祖籍在安徽休宁,那里山川清秀,读书人多,名门望族不断。但戴家真正“扎根”科举体系,却是在江西南安府大庾。康熙年间,戴第元之父戴佩举家南迁,正式入籍大庾,这一步看上去只是普通的人口流动,却悄悄改变了后面几十年的家族走向。
大庾在江西并非一等富庶之地,却有一个优势:历来重视读书,乡间宗祠里刻着的,多是“诗书传家”的旧训。大庾历史上总共出了七名进士,其中竟有四人都姓戴。对一个县城来说,这个数字不算巨大,但一看构成,就会发现相当密集——父辈、子侄辈接力,短短几十年内连出四名进士,而且全部进入翰林体系,这就不再是普通的“出仕”,而是明显的“家族式崛起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,戴家身上带着明显的徽州传统:重理学,重家风,也重实学。迁居江西后,这套文化底色并没有丢掉,而是与江西本地的书院风气融合在一起。试想一下,一个从徽州走出来的读书人家庭,落脚到同样重教的江西,碰上科举制度最兴盛的清代,若不在士林中闯出点名声,反倒不正常。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乾隆朝的“戴氏四翰林”陆续登上舞台。
二、第一个闯出路的人:戴第元的文章与仕途
要说戴家真正意义上的“开门人”,还得从戴第元讲起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丁丑科,他考中进士,入翰林院为庶吉士,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。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前景不错的起点,毕竟能进翰林者,多是朝廷重点关注的文臣储备。
戴第元的官职并不算耀眼,仕途中多在中层徘徊,历任都察院江南道御史、光禄寺少卿、太常寺少卿、太仆寺少卿,最高不过正四品。他没有进入军机处,没有主持地方大政,看上去平平无奇,放在庞大的清代官僚体系里,甚至容易被忽略。
然而,不得不说的是,戴第元在文化圈的声望远远超过他的官阶。熟悉清代文坛的人都知道,乾隆朝的馆阁体虽然盛行,但真正有才情、有余味的文章并不少见,戴第元就是其中的代表。他词章修养极高,诗文广为传诵,在士林中的名声,丝毫不逊一些封疆大员。
很多人也许会问:既然如此,为何仕途仍然“平稳得有点寂寞”?原因并不复杂。那个时代的大员重在“能办事”,河工、军务、钱粮都要硬碰硬,而戴第元的性格与专长,更适合典礼、文稿、考课之类的文职工作。他也确实担任过江南乡试主考,以公正严谨著称,在当时算是名声清正的学官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,戴第元替后来的戴家,打通了两条路:一条是进翰林的路,一条是以学问立身的路。后世提起“大庾戴家”,往往把他放在“开基”位置,这个排序并不夸张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,他的成功,并没有停在“个人成就”上,而是很快带动了整个家族的集中爆发。
三、叔侄同登科:科举场上的“戴氏盛景”
乾隆四十年(1775),对戴家来说,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年份。这一年,戴第元的胞弟戴均元,以及他的儿子戴心亭,同时考中进士。叔侄同榜,这在科举史上并不多见,何况两人之后又一同被选为庶吉士,散馆后都任翰林院编修,可谓“同科同馆同衙门”。
有人形容,当时戴家门口宾客盈门,乡里长者笑言:“这戴氏宗祠里,简直要专门空出一面墙来刻名字。”这话虽然略带夸张,但也传神。毕竟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,“中进士、点翰林”本来就是许多读书人一生追求的极致,而戴家竟能在同一年里,让两名至亲同时跨过这两道门槛。
更有意思的是,三年之后的乾隆四十三年(1778)戊戌科,戴第元的次子戴衢亨又一举拔得头筹,中得状元。这一下,戴家从“一门多进士”直接跃升为“一门出状元”,家族声望瞬间达到巅峰。
当时史料里有这样的描述:“星轺交驰,络绎道路,迭掌文衡。”意思是戴家车马来往不绝,不同成员轮流担任主考、监临之职。这种“到处都能遇到戴家人”的景象,并非虚言,而是那一时期真实的士林氛围。
如果把时间线拉开来看,从乾隆二十二年戴第元中进士,到乾隆四十三年戴衢亨中状元,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,大庾戴家出了四名进士,其中四人皆入翰林系统,且职级不断上升,形成了一个典型的“家族式跃升期”。
在这四人当中,戴心亭仕途短暂,36岁便早逝,最高不过湖北学政,谈不上参与朝廷核心决策。但戴均元、戴衢亨两人,却一路走进权力中枢,最终都官至大学士,使得“江西四戴”这个说法不再只是文名之誉,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份量。
四、戴均元:以学问入阁的长寿大学士
说到戴均元,清代政坛对他的评价相当特殊。他是以翰林出身、学官起步,最终进入内阁和军机处的典型人物,堪称“以学术立身,以政务成名”的代表。
乾隆朝时,他由翰林院编修起步,逐渐进入地方学政系统,曾任安徽学政。学政一职,虽不是封疆大吏,却掌握一省教育和科考督导,对一地士林影响极大。“公正、不阿”是时人对他的普遍印象,这一点,为他后来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口碑基础。
此后,戴均元历任光禄寺少卿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河道总督、都察院左都御史,后来更接连掌礼部、吏部两部尚书重任。能在礼、吏两部之间转换,本身就说明朝廷对其信任程度极高。礼部主典礼制度,吏部掌全国文官升黜,都是实权所在,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涉足。
值得一提的是,他不仅深受乾隆帝重用,嘉庆、道光两朝也对他颇为倚重。七十二岁那年,他被授予协办大学士,次年入军机处,同时兼任上书房总师傅,直接参与决策核心并教育皇子,位置相当敏感。
道光元年(1821),七十五岁的戴均元迁任文渊阁大学士,兼理刑部。这一步,标志着他从“重臣”转向“阁老”,在名义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宰相”之一。四年后,他上奏请求致仕,道光帝对他的待遇极为优厚:准以大学士原品致仕,食全俸,并亲赐御制诗,为其送行,还下旨沿途地方官员护送返乡。这种规格,已经接近一位“满功而退”的重臣典范。
致仕之后,道光帝仍不时赐物赐匾,以示眷顾。八十岁寿辰,皇帝特赐匾额;八十三岁时,又加授太子太师,算是对其一生辅政功劳的进一步肯定。这些举措,在清代中后期并不多见,足见戴均元在历朝皇帝心中的位置。
当然,他的晚年也并非毫无波折。道光年间,宝华峪陵寝因渗水问题引发震动,监修大臣多被追责,部分官员遭到革职或降级,其中就有戴均元的名字。好在他那时已致仕在籍,加之年事已高,处罚相对偏轻。但也正因为这段插曲,他身后并未获得谥号,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。
从寿命来看,戴均元享年九十五岁,在清代大学士群体中,堪称“高寿之最”。在中国漫长的宰相史上,这个年龄也相当少见。对一个从翰林院编修一步步走到大学士的人来说,这样的生命跨度本身,就是一部微缩版的清代政治变迁史。
五、戴衢亨:状元出身的“文端阁老”
与以学政、部务见长的戴均元相比,戴衢亨的起点更为惹眼——他是乾隆四十三年状元。状元本身就是士林顶峰,叠加在“一门多翰林”的背景上,“戴氏状元”的名头,自然更显醒目。
状元出身,多半会入翰林院。戴衢亨散馆后,授翰林院修撰,此后屡任主考,主持江南、湖南等地乡试。嘉庆朝初年,朝廷大典、重要诏令的文稿,多出自他手,足见其文章之工、学问之深。
嘉庆十年(1805)起,他的仕途明显提速,先后担任兵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体仁阁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、军机大臣等职务。兵部尚书掌全国军政要务,军机大臣则是决策中枢,体仁阁大学士名义上隶属内阁,实则有统筹文书、参与议政的职权。多个职务叠加,说明他在嘉庆朝中后期的地位相当关键。
有资料提到,嘉庆帝对他十分看重,遇到重大礼制、用兵决策,多会征求其意见。站在那样的位置,稍有失当就可能招致非议,而戴衢亨在史料中的评价,偏向“谨饬、清慎”,没有惊人的政绩,也鲜有大的污点。这种风格,或许称不上耀眼,却很符合那个时代皇帝对重臣的期待——稳重、可靠,少出乱子。
嘉庆十六年,皇帝巡幸五台山,戴衢亨随驾出行。途中到达正定时,他突然染病,被迫提前回京,不久病逝,终年五十七岁。这个年纪谈不上高寿,但在高负荷的中枢工作环境下,也算勉强及格。
嘉庆帝对他的身后评价颇为隆重,称其“谨饬清慎,实为国家得力大臣”,亲临赐奠,追赠太子太师,赐谥“文端”,入祀贤良祠。谥号“文端”,其中的“端”字,多用以表彰其品格端谨、持守正直,不难看出皇帝对他的认可。
值得一提的是,戴衢亨之子戴嘉瑞,也因父荫获赐举人,袭云骑尉世职。虽然不能与父辈、叔父那样的显宦相比,但在普通人眼里,这样的出身已经是“天之骄子”。
从状元到大学士,从翰林修撰到军机大臣,戴衢亨的人生路径,从表面上看几乎是一条标准的“精英路线”。然而细究之下,他的成功,既离不开个人才华,也明显依托于戴氏家族前期累积的声望与资源。这正是科举时代家族力量的一个缩影。
六、戴心亭与戴第元:被略过的名字与家族的“另一面”
在耀眼的“两阁老”光环下,戴心亭和戴第元的政治影响力显得逊色了许多。若只是按官阶排列,两人都算不上“显赫”,但在观察一个家族的整体形态时,他们却提供了另一种角度。
戴心亭同样出自翰林,官至湖北学政,在地方教育系统中承担实际责任。从年龄看,他三十六岁就去世,真正任官时间不过十年左右。若非英年早逝,未必没有更上层楼的可能。这种“中途而止”,在官场并不罕见,却也让人感到几分惋惜。
至于戴第元,前文已谈到,他一生仕途不算显赫,却在文坛留下颇多佳话。可以说,若只有他一人,这个家族顶多被视作“有文名的翰林之家”;正因为有了戴均元、戴衢亨的接力,戴氏家族才真正构成了“江西第一科举名门”的整体印象。
从这两位身上,还能看到另一层现实:科举出身并不自动等于权力巅峰。有人以文章名世,有人以教化为职责,有人则走进决策中枢,同一家族内部,也会自然分化出不同的轨迹。这种分化,本身就是清代官僚体系的真实生态。
有意思的是,在地方士人眼中,“一门四翰林”的符号感,远远超过具体官阶差别。乡里子弟提起戴家,多半还是那句朴素的评价:“那是读书能出头的人家。”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,这样的印象,反而更接地气。
七、“江西四戴”的位置:在大清科举格局中的意义
把视野拉到全国范围,清代二百余年共开科一百一十二次,录取进士二万六千余人。在这庞大数字背后,进士出身的“家族集群”时有出现,如诸城刘氏、桐城张氏、金坛于氏、侯官林氏、海宁陈氏等,皆以“多进士、多翰林”著称。
江西在明代曾是科举重镇,进士人数全国第一,状元多达十八名,占全国总数五分之一。然而到了清代,形势发生变化,江苏、浙江、直隶、山东先后崛起,江西名次退居第五,状元仅出三人。正是这三人之一的戴衢亨,让江西在乾隆朝的科举榜单上,留下一笔不容忽视的痕迹。
统计清代江西进士,总数约一千八百八十余人,大庾县仅出七名,戴家就占了四名,比例可谓惊人。更关键的是,这四人全部入翰林系统,其中两人登上大学士之位,构成“一门四翰林,叔侄两阁老”的少见格局。
从整个清代来看,一门两位大学士的家族,并不算多。较为知名的如张英、张廷玉父子,刘统勋、刘墉父子,蒋廷锡、蒋溥父子,以及张之万、张之洞堂兄弟等,都在政坛留下深刻印记。戴均元、戴衢亨叔侄,同列这一名单,说明其政治分量已达到相当高度。
如果说江南大族多以财力雄厚、子弟成群著称,那么戴氏家族的特点,更偏向“集中爆发”。在数十年间迅速登顶,在第三代开始趋于沉寂,这种“短期高光、后劲不足”的结构,也有其时代背景:一方面,清代中后期政治生态趋于复杂,权力中枢对新人的空间缩小;另一方面,家族内部能否持续提供同等水平的读书人,也并非易事。
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,“江西四戴”的出现,说明地方士人通过读书入仕,在某些节点上仍有实现“阶层跨越”的可能。只是这种跨越往往需要多重条件叠加:个人才华、家学积累、时代机遇,以及朝廷赏识,缺一不可。
八、盛极而衰:戴氏三代之后的沉寂
任何家族的兴盛,终究离不开时间的限制。戴家也不例外。到了第三代,戴氏子弟虽仍有出仕者,却再也难以复制前两代那种集中、耀眼的成就。地方志书中,对后代的记载逐渐变得稀疏,更多只是“某某曾任某县知县”“某某为某府幕僚”之类的简略提及。
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,多半并不神秘。其一,清代后期政局渐趋保守,军机处与地方大员之间的权力结构愈发稳固,新人要想突围,难度比前期更大。其二,家族内部的教育与自律若略有松懈,很容易在两三代之后显出差距。所谓“富贵不过三代”,虽然略显绝对,却反映了一个普遍规律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,戴氏后人并没有在地方上刻意维持那种“显赫人家”的姿态,没有太多关于炫耀门第的轶闻流传。偶有记载,也多是“谨守家法”“以宽厚著称”之类。这种相对平实的结局,反倒与前期的高光经历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照。
从大庾地方社会结构来看,戴家的兴起,确实一度改变了当地读书人的心理预期。以前人们可能觉得“中举人就很了不起”,在戴氏崛起之后,不少宗族、乡绅把目标提高到“进士”“翰林”。这种观念上的变化,虽然难以用数字量化,却在无形中推动了地方教育的持续投入。
这也许正是科举世家留给地方社会的一种深层影响:不仅在于出了几个大官,更在于改变了周围人对“读书能走多远”的想象。
九、从大庾走出的“第一科举名门”
综合来看,大庾戴氏之所以被称作“清代江西第一科举名门”,并不只是因为进士人数的简单叠加,而在于几个要素叠合在一起:地域的相对偏僻、时间段的集中爆发、官阶高度的极致,以及文名与政绩的双重认可。
一门四翰林,构成了家族在士林中的基本“标识”;叔侄同为大学士,则让这个标识具备了鲜明的政治含义。戴第元以文章立名,戴心亭以学政尽责,戴均元以政务长袖善舞,戴衢亨以状元出身、文笔优长辅政,这四种轨迹交织在一起,勾勒出一个颇具清代特色的家族图景。
从时间顺序看,这个家族的“黄金时代”大致横跨乾隆中后期到嘉庆中叶,部分延续至道光初年。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,清帝国的表面秩序依然严整,士大夫群体仍然坚信科举是最正统、最可靠的上升渠道。戴氏家族的故事,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、又暗含转折的时期。
若把视线放回江西,这个原本在明代科举中占据绝对优势的省份,在清代已略显式微。戴家恰好作为一个“并不庞大,却极具代表性”的案例,提醒人们:即便整体形势有起有伏,地方士人通过刻苦攻读、积累家学,仍有机会冲入权力中枢,甚至把自家名字写进历史书的目录里。
至于后来大庾街头码头上,那句“又是戴家的公子回乡了”的随口一声,也就有了更深层的意味——它不仅是对某一位官员的称呼,更是一段家族记忆在民间的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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