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四十年春，长江水面雾气尚浓，一艘自京师南下的小船悄然靠近江西大庾码头。船上有人笑着感叹：“又是戴家的公子回乡了？”这句略带打趣的话，当时或许没人放在心上，却恰好道出了一个事实——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大清朝，江西大庾的戴氏家族，已经成了当地人眼中的“活招牌”。
在清代科举的漫长舞台上，寒门子弟一举成名的故事屡见不鲜，真正能把“读书求仕”做成一个家族品牌的，却并不多见。大庾戴家略显特别：进士人数并不算惊人，却集中在两代人身上，偏偏都踩在了“点子”上——一门四翰林，叔侄同为大学士，这种“组合”，就连科举强省的江南大家族，都未必拿得出来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样一个被后人称作“江西四戴”的家族，起点并不高，甚至可以说是“一路摸索上来的”。
一、从徽州到大庾：一个家族的迁徙与转折
戴氏的祖籍在安徽休宁，那里山川清秀，读书人多，名门望族不断。但戴家真正“扎根”科举体系，却是在江西南安府大庾。康熙年间，戴第元之父戴佩举家南迁，正式入籍大庾，这一步看上去只是普通的人口流动，却悄悄改变了后面几十年的家族走向。
大庾在江西并非一等富庶之地，却有一个优势：历来重视读书，乡间宗祠里刻着的，多是“诗书传家”的旧训。大庾历史上总共出了七名进士，其中竟有四人都姓戴。对一个县城来说，这个数字不算巨大，但一看构成，就会发现相当密集——父辈、子侄辈接力，短短几十年内连出四名进士，而且全部进入翰林体系，这就不再是普通的“出仕”，而是明显的“家族式崛起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戴家身上带着明显的徽州传统：重理学，重家风，也重实学。迁居江西后，这套文化底色并没有丢掉，而是与江西本地的书院风气融合在一起。试想一下，一个从徽州走出来的读书人家庭，落脚到同样重教的江西，碰上科举制度最兴盛的清代，若不在士林中闯出点名声，反倒不正常。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乾隆朝的“戴氏四翰林”陆续登上舞台。
二、第一个闯出路的人：戴第元的文章与仕途
要说戴家真正意义上的“开门人”，还得从戴第元讲起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丁丑科，他考中进士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，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。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前景不错的起点，毕竟能进翰林者，多是朝廷重点关注的文臣储备。
戴第元的官职并不算耀眼，仕途中多在中层徘徊，历任都察院江南道御史、光禄寺少卿、太常寺少卿、太仆寺少卿，最高不过正四品。他没有进入军机处，没有主持地方大政，看上去平平无奇，放在庞大的清代官僚体系里，甚至容易被忽略。
然而，不得不说的是，戴第元在文化圈的声望远远超过他的官阶。熟悉清代文坛的人都知道，乾隆朝的馆阁体虽然盛行，但真正有才情、有余味的文章并不少见，戴第元就是其中的代表。他词章修养极高，诗文广为传诵，在士林中的名声，丝毫不逊一些封疆大员。
很多人也许会问：既然如此，为何仕途仍然“平稳得有点寂寞”？原因并不复杂。那个时代的大员重在“能办事”，河工、军务、钱粮都要硬碰硬，而戴第元的性格与专长，更适合典礼、文稿、考课之类的文职工作。他也确实担任过江南乡试主考，以公正严谨著称，在当时算是名声清正的学官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戴第元替后来的戴家，打通了两条路：一条是进翰林的路，一条是以学问立身的路。后世提起“大庾戴家”，往往把他放在“开基”位置，这个排序并不夸张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他的成功，并没有停在“个人成就”上，而是很快带动了整个家族的集中爆发。
三、叔侄同登科：科举场上的“戴氏盛景”
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，对戴家来说，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年份。这一年，戴第元的胞弟戴均元，以及他的儿子戴心亭，同时考中进士。叔侄同榜，这在科举史上并不多见，何况两人之后又一同被选为庶吉士，散馆后都任翰林院编修，可谓“同科同馆同衙门”。
有人形容，当时戴家门口宾客盈门，乡里长者笑言：“这戴氏宗祠里，简直要专门空出一面墙来刻名字。”这话虽然略带夸张，但也传神。毕竟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，“中进士、点翰林”本来就是许多读书人一生追求的极致，而戴家竟能在同一年里，让两名至亲同时跨过这两道门槛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三年之后的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戊戌科，戴第元的次子戴衢亨又一举拔得头筹，中得状元。这一下，戴家从“一门多进士”直接跃升为“一门出状元”，家族声望瞬间达到巅峰。
当时史料里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星轺交驰，络绎道路，迭掌文衡。”意思是戴家车马来往不绝，不同成员轮流担任主考、监临之职。这种“到处都能遇到戴家人”的景象，并非虚言，而是那一时期真实的士林氛围。
如果把时间线拉开来看，从乾隆二十二年戴第元中进士，到乾隆四十三年戴衢亨中状元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，大庾戴家出了四名进士，其中四人皆入翰林系统，且职级不断上升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“家族式跃升期”。
在这四人当中，戴心亭仕途短暂，36岁便早逝，最高不过湖北学政，谈不上参与朝廷核心决策。但戴均元、戴衢亨两人，却一路走进权力中枢，最终都官至大学士，使得“江西四戴”这个说法不再只是文名之誉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份量。
四、戴均元：以学问入阁的长寿大学士
说到戴均元，清代政坛对他的评价相当特殊。他是以翰林出身、学官起步，最终进入内阁和军机处的典型人物，堪称“以学术立身，以政务成名”的代表。
乾隆朝时，他由翰林院编修起步，逐渐进入地方学政系统，曾任安徽学政。学政一职，虽不是封疆大吏，却掌握一省教育和科考督导，对一地士林影响极大。“公正、不阿”是时人对他的普遍印象，这一点，为他后来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口碑基础。
此后，戴均元历任光禄寺少卿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河道总督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后来更接连掌礼部、吏部两部尚书重任。能在礼、吏两部之间转换，本身就说明朝廷对其信任程度极高。礼部主典礼制度，吏部掌全国文官升黜，都是实权所在，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涉足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不仅深受乾隆帝重用，嘉庆、道光两朝也对他颇为倚重。七十二岁那年，他被授予协办大学士，次年入军机处，同时兼任上书房总师傅，直接参与决策核心并教育皇子，位置相当敏感。
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七十五岁的戴均元迁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兼理刑部。这一步，标志着他从“重臣”转向“阁老”，在名义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宰相”之一。四年后，他上奏请求致仕，道光帝对他的待遇极为优厚：准以大学士原品致仕，食全俸，并亲赐御制诗，为其送行，还下旨沿途地方官员护送返乡。这种规格，已经接近一位“满功而退”的重臣典范。
致仕之后，道光帝仍不时赐物赐匾，以示眷顾。八十岁寿辰，皇帝特赐匾额；八十三岁时，又加授太子太师，算是对其一生辅政功劳的进一步肯定。这些举措，在清代中后期并不多见，足见戴均元在历朝皇帝心中的位置。
当然，他的晚年也并非毫无波折。道光年间，宝华峪陵寝因渗水问题引发震动，监修大臣多被追责，部分官员遭到革职或降级，其中就有戴均元的名字。好在他那时已致仕在籍，加之年事已高，处罚相对偏轻。但也正因为这段插曲，他身后并未获得谥号，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。
从寿命来看，戴均元享年九十五岁，在清代大学士群体中，堪称“高寿之最”。在中国漫长的宰相史上，这个年龄也相当少见。对一个从翰林院编修一步步走到大学士的人来说，这样的生命跨度本身，就是一部微缩版的清代政治变迁史。
五、戴衢亨：状元出身的“文端阁老”
与以学政、部务见长的戴均元相比，戴衢亨的起点更为惹眼——他是乾隆四十三年状元。状元本身就是士林顶峰，叠加在“一门多翰林”的背景上，“戴氏状元”的名头，自然更显醒目。
状元出身，多半会入翰林院。戴衢亨散馆后，授翰林院修撰，此后屡任主考，主持江南、湖南等地乡试。嘉庆朝初年，朝廷大典、重要诏令的文稿，多出自他手，足见其文章之工、学问之深。
嘉庆十年（1805）起，他的仕途明显提速，先后担任兵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体仁阁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、军机大臣等职务。兵部尚书掌全国军政要务，军机大臣则是决策中枢，体仁阁大学士名义上隶属内阁，实则有统筹文书、参与议政的职权。多个职务叠加，说明他在嘉庆朝中后期的地位相当关键。
有资料提到，嘉庆帝对他十分看重，遇到重大礼制、用兵决策，多会征求其意见。站在那样的位置，稍有失当就可能招致非议，而戴衢亨在史料中的评价，偏向“谨饬、清慎”，没有惊人的政绩，也鲜有大的污点。这种风格，或许称不上耀眼，却很符合那个时代皇帝对重臣的期待——稳重、可靠，少出乱子。
嘉庆十六年，皇帝巡幸五台山，戴衢亨随驾出行。途中到达正定时，他突然染病，被迫提前回京，不久病逝，终年五十七岁。这个年纪谈不上高寿，但在高负荷的中枢工作环境下，也算勉强及格。
嘉庆帝对他的身后评价颇为隆重，称其“谨饬清慎，实为国家得力大臣”，亲临赐奠，追赠太子太师，赐谥“文端”，入祀贤良祠。谥号“文端”，其中的“端”字，多用以表彰其品格端谨、持守正直，不难看出皇帝对他的认可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戴衢亨之子戴嘉瑞，也因父荫获赐举人，袭云骑尉世职。虽然不能与父辈、叔父那样的显宦相比，但在普通人眼里，这样的出身已经是“天之骄子”。
从状元到大学士，从翰林修撰到军机大臣，戴衢亨的人生路径，从表面上看几乎是一条标准的“精英路线”。然而细究之下，他的成功，既离不开个人才华，也明显依托于戴氏家族前期累积的声望与资源。这正是科举时代家族力量的一个缩影。
六、戴心亭与戴第元：被略过的名字与家族的“另一面”
在耀眼的“两阁老”光环下，戴心亭和戴第元的政治影响力显得逊色了许多。若只是按官阶排列，两人都算不上“显赫”，但在观察一个家族的整体形态时，他们却提供了另一种角度。
戴心亭同样出自翰林，官至湖北学政，在地方教育系统中承担实际责任。从年龄看，他三十六岁就去世，真正任官时间不过十年左右。若非英年早逝，未必没有更上层楼的可能。这种“中途而止”，在官场并不罕见，却也让人感到几分惋惜。
至于戴第元，前文已谈到，他一生仕途不算显赫，却在文坛留下颇多佳话。可以说，若只有他一人，这个家族顶多被视作“有文名的翰林之家”；正因为有了戴均元、戴衢亨的接力，戴氏家族才真正构成了“江西第一科举名门”的整体印象。
从这两位身上，还能看到另一层现实：科举出身并不自动等于权力巅峰。有人以文章名世，有人以教化为职责，有人则走进决策中枢，同一家族内部，也会自然分化出不同的轨迹。这种分化，本身就是清代官僚体系的真实生态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地方士人眼中，“一门四翰林”的符号感，远远超过具体官阶差别。乡里子弟提起戴家，多半还是那句朴素的评价：“那是读书能出头的人家。”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这样的印象，反而更接地气。
七、“江西四戴”的位置：在大清科举格局中的意义
把视野拉到全国范围，清代二百余年共开科一百一十二次，录取进士二万六千余人。在这庞大数字背后，进士出身的“家族集群”时有出现，如诸城刘氏、桐城张氏、金坛于氏、侯官林氏、海宁陈氏等，皆以“多进士、多翰林”著称。
江西在明代曾是科举重镇，进士人数全国第一，状元多达十八名，占全国总数五分之一。然而到了清代，形势发生变化，江苏、浙江、直隶、山东先后崛起，江西名次退居第五，状元仅出三人。正是这三人之一的戴衢亨，让江西在乾隆朝的科举榜单上，留下一笔不容忽视的痕迹。
统计清代江西进士，总数约一千八百八十余人，大庾县仅出七名，戴家就占了四名，比例可谓惊人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四人全部入翰林系统，其中两人登上大学士之位，构成“一门四翰林，叔侄两阁老”的少见格局。
从整个清代来看，一门两位大学士的家族，并不算多。较为知名的如张英、张廷玉父子，刘统勋、刘墉父子，蒋廷锡、蒋溥父子，以及张之万、张之洞堂兄弟等，都在政坛留下深刻印记。戴均元、戴衢亨叔侄，同列这一名单，说明其政治分量已达到相当高度。
如果说江南大族多以财力雄厚、子弟成群著称，那么戴氏家族的特点，更偏向“集中爆发”。在数十年间迅速登顶，在第三代开始趋于沉寂，这种“短期高光、后劲不足”的结构，也有其时代背景：一方面，清代中后期政治生态趋于复杂，权力中枢对新人的空间缩小；另一方面，家族内部能否持续提供同等水平的读书人，也并非易事。
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，“江西四戴”的出现，说明地方士人通过读书入仕，在某些节点上仍有实现“阶层跨越”的可能。只是这种跨越往往需要多重条件叠加：个人才华、家学积累、时代机遇，以及朝廷赏识，缺一不可。
八、盛极而衰：戴氏三代之后的沉寂
任何家族的兴盛，终究离不开时间的限制。戴家也不例外。到了第三代，戴氏子弟虽仍有出仕者，却再也难以复制前两代那种集中、耀眼的成就。地方志书中，对后代的记载逐渐变得稀疏，更多只是“某某曾任某县知县”“某某为某府幕僚”之类的简略提及。
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，多半并不神秘。其一，清代后期政局渐趋保守，军机处与地方大员之间的权力结构愈发稳固，新人要想突围，难度比前期更大。其二，家族内部的教育与自律若略有松懈，很容易在两三代之后显出差距。所谓“富贵不过三代”，虽然略显绝对，却反映了一个普遍规律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，戴氏后人并没有在地方上刻意维持那种“显赫人家”的姿态，没有太多关于炫耀门第的轶闻流传。偶有记载，也多是“谨守家法”“以宽厚著称”之类。这种相对平实的结局，反倒与前期的高光经历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照。
从大庾地方社会结构来看，戴家的兴起，确实一度改变了当地读书人的心理预期。以前人们可能觉得“中举人就很了不起”，在戴氏崛起之后，不少宗族、乡绅把目标提高到“进士”“翰林”。这种观念上的变化，虽然难以用数字量化，却在无形中推动了地方教育的持续投入。
这也许正是科举世家留给地方社会的一种深层影响：不仅在于出了几个大官，更在于改变了周围人对“读书能走多远”的想象。
九、从大庾走出的“第一科举名门”
综合来看，大庾戴氏之所以被称作“清代江西第一科举名门”，并不只是因为进士人数的简单叠加，而在于几个要素叠合在一起：地域的相对偏僻、时间段的集中爆发、官阶高度的极致，以及文名与政绩的双重认可。
一门四翰林，构成了家族在士林中的基本“标识”；叔侄同为大学士，则让这个标识具备了鲜明的政治含义。戴第元以文章立名，戴心亭以学政尽责，戴均元以政务长袖善舞，戴衢亨以状元出身、文笔优长辅政，这四种轨迹交织在一起，勾勒出一个颇具清代特色的家族图景。
从时间顺序看，这个家族的“黄金时代”大致横跨乾隆中后期到嘉庆中叶，部分延续至道光初年。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，清帝国的表面秩序依然严整，士大夫群体仍然坚信科举是最正统、最可靠的上升渠道。戴氏家族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、又暗含转折的时期。
若把视线放回江西，这个原本在明代科举中占据绝对优势的省份，在清代已略显式微。戴家恰好作为一个“并不庞大，却极具代表性”的案例，提醒人们：即便整体形势有起有伏，地方士人通过刻苦攻读、积累家学，仍有机会冲入权力中枢，甚至把自家名字写进历史书的目录里。
至于后来大庾街头码头上，那句“又是戴家的公子回乡了”的随口一声，也就有了更深层的意味——它不仅是对某一位官员的称呼，更是一段家族记忆在民间的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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